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观点，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，哲学并不等于认识论，认识论是不问认识的内容的，而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则必包括这些认识的内容[16]。

心灵境界的实现，除概念认识和直觉，还必须有体知、体会、体味、体察、体验，这既是自我实现的存在体验，也是自我超越的本体体验。这虽然是他后来的说法，但是能代表他的思想。

他曾经说过，如果我对中国哲学有什么贡献的话，那就是理论思维方面的贡献。另方面，他又不能离开现实的自我，只能在自我中实现超越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具有宗教精神。他对梁漱溟、熊十力等人的哲学，表现了极大的同情，也能说明这一点。正是在这个时代意义上，冯友兰先生讨论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。

有一种看法说，新理学完全是西方实在论一套，只是借用了中国哲学的名词而已。究竟有没有天地境界，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。心之所以具有知觉灵明作用，原因也就在于此。

于万物为一，无所窒碍，胸中泰然，岂有不乐。中是宇宙和谐根本原则，也是生命的根本原则，但宇宙原则通过主体原则而实现，未发之体通过已发之用而实现。这既是由儒学传统所决定，也是由朱熹哲学的基本性质所决定。由此可见，朱熹的心灵境界说不仅要实现个人的理想境界，而且要行之于客观世界，完成各种事业，即不仅要成己，而且要成物。

但是，如果说朱熹比其他理学家更多地发挥了心灵的认知功能这一面，则可。分说则是或指心体，或指心用，体用性情之间有分别，但都是指同一个心。

[1] 这是朱熹哲学的最高命题，也是中心命题。这里便产生了认识问题，而且包括即物穷理的对象认识。明又有照的意义，自明而诚是由明善进到诚的境界，最终是自明其善、自成其诚的自我超越。这种境界既是存在，又是认识，所谓存在，是天之所以与我的自在而又潜在的本体存在，实际上具有动力和目的意义。

按照朱熹哲学，天地生生之理内在于人而存在，是天道之在我者，这个在我之生理，就是心，就是仁，这是人的本体存在。在他看来，自然界是一个具有生命意义的整体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，人类生命就是这一过程的产物。[23]明德不只是湛然虚明之心，而且是粲然光明之德，即浑然一理的本体境界。朱熹一贯主张外面功夫与内面功夫同时并用，这是他的特点。

因此，要说明仁的境界，还必须回到人的哲学中来，必须回到心灵哲学中来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心之本体就是心与理一的普遍绝对真理，它不能作为对象去认识，只能呈现于心灵中，这种呈现固然需要知觉灵明的作用，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自我显现的过程。

所谓未发前气象，就是心灵的本体境界。只有承认体用之分，才能实现体用统一。

总之，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朱熹说成是哲学上的理念论者。朱熹对于一己之私即私欲是持否定态度的，认为它是实现仁的境界的最大障碍。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，才能说明朱熹哲学的本质。朱熹所谓心体浑然、浑然一理的境界，既是诚和仁的境界，也是乐的境界。这一点同冯友兰、牟宗三实质上并无根本区别。体用关系又是形上与形下的关系。

是整体论的，不是分析型的。其实，理之实与心之实虽可以分说，实则只是一个浑然一理、浑然一心的本体境界。

事实是，朱熹所谓心，是一个范围广泛而含义复杂的概念，从任何一个方面去理解，都有失之一偏的危险。按照朱熹关于心的全部学说，作为整体的心，理应包括体与用、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。

……有以理之实而言者，有以心之实而言者。不少学者认为，朱熹作为理学家（与心学家相对而言），他只强调理的重要性，对于心的问题并不重视，即便重视心的作用，所关心的也是其他问题，而不是心灵自身的境界问题。

其实在朱熹之前，程颐早就说过：心一也，有指体而言者，寂然不动是也。心体之本然，即是所以然与所当然。他还提出朱熹哲学是一体两分的看法。新儒家（即理学家）完成了人学形上学，把仁说成是万物一体、浑然与物同体的宇宙境界，其间虽有分殊，但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境界确实具有超伦理的意义。

自诚而明则是诚的境界的自然呈现、亦即自我实现的过程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承认心外有理。

其实，这个理解是错误的。这是一种主体精神，不过这种精神具有先验内容和形式，因而不能说成是完全主观的，它是主客观的统一。

[29]吾之心，即天地之心。而仁的境界的实现，则是心灵自身修养的事情。

仁的根本意义是爱人，这是传统儒学的根本精神。但是，他提倡人的心灵的自我超越，实现主客统一、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，是有重要意义的。从形而上的观点看，心与理是完全合一的。朱熹想借助逻辑分析来说明上一截与下一截的关系，认为二者实际上并无所谓上下先后之分，形上在形下中，体在用中，但推上去时，必须说先有体而后有用，先有上而后有下，这样一来，上下体用之间如何统一，就是一个问题了。

盖天下万事，本于一心，而仁者，此心之存之谓也。于是，朱熹关于仁的基本学说就是仁者，心之德，爱之理[32]。

但是，思诚归根到底是一种反身而诚的直觉体验，也是一种内心修养，用朱熹的话说，就是无自欺谨独功夫。他认为，朱熹是最重视心的一位哲学家，朱熹对于心的论述，决不比任何一位心学家更少，故纵谓朱子之学，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，亦无不可[5]。

儒家的为己之学，最终都要实现心中之乐，得到一种精神快乐。程颢有学者须先识仁之说，朱熹对此确有异议，他主张先穷理而后识仁，但穷理也是为了识仁，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。